高世现散文：诗是我们共有的血液——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程冰老师

                      诗是我们共有的血液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程冰老师

                                          高世现

    那年我考上了怀集电大化工班。

    在初中一向偏科的我，有两门课我是避而远之，命运却鬼使神差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恶作剧，我念的化工班主修的正是我在初中从没翻过的化学，还有一门就是我连26个拉丁字母都没记全的英语。在化工班我念了半年我就缀学了，而我打退堂鼓的真正原因是不想那年七十五岁的奶奶再挣钱供我读书。如今，班上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我都大多不记得谁是谁了，半年的记忆经不起二十多年时间的漂洗啊。在这苍白的回忆中，只有一个老师，从未走出我心沟。老师的情谊不在于教多久，虽说我们仅有一学期的缘分，但从第一节课，他就给我埋下了诗歌的种子，使我提前领到了缪斯的门票，他就是教我语文的程冰老师。

    在课堂上学到诗歌那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在一九九三年九月，我那时是多么年轻啊，第一节语文课，程老师没有拿课本，这在山区教育中又是多么革命性的课堂实验，他用粉笔工工整整一笔一划默写下他的《怀城之夏》。本土文学的魅力一下子吸引了我，怀城正是我们的县城，熟悉的题材让我与诗歌一见如故。我与老师的初遇，与诗歌的初识，都安排得如此美丽，仿佛有一束光逮住我，照亮了我晦暗的内心，从此灵魂上路精神有了远方。 《怀城之夏》是组诗，随着程老师深入独到的解读，我是听入迷了。课后，布置作文也与怀城有关，这一节课对我有多重要，今天回想起来，这正是诗神对我的眷顾，这么早就安排了一个诗人老师给我。我很快完成了作文，我的那篇被程老师评为范文贴到学习园地。在这同时，我的诗心已被彻底燃烧，其实，我早在初中时就学写诗了，但那纯是瞎断行。我在化工班情况不同了，一个人在县城，首次离开年迈的奶奶出来念书，课余甚或占用英语与化工课禁不住一下写了很多，除了投学校的“小荷文学社”，还投邻校一中的“蓓蕾文学社”，职中的“新苗文学社”。所有这些，程老师是不知情，外校职中的油印刊物《新苗》还真破例选用了我的《大山的儿子》，但正是程老师在课堂上锲而不舍的教他的诗歌，我才如此狂热。程老师虽身在山区，诗风却与当时“朦胧诗”一脉相承，这也让我的诗歌写作一开始就起步很高。没几年，缀学后的我就为县内的燕岩诸洞写了一首1100行的长诗，后发在《燕岩》杂志，估计也是该杂志迄今为止发表过最长的一首了。这对我往后全力冲击长诗写作，有了铺垫，我那时已被程老师带得有了自己的步迈，并从此走上了诗歌的“不归路”。

    说起来也是冥冥中注定，我就读的怀集电大化工班是与怀集县城镇中学（一间含初、高中的完全中学）联办的，授课地是怀集县城镇中学，而之前一直担任高三语文教学的程老师因病休假了很长一段时日，康复后就被安插到这一年刚设立的化工班。与程老师有这一段师生缘，我很感恩命运，哪怕这段插曲有些仓促。那时大病初愈的程老师很是瘦削，但天生的诗人风骨却让他显得精神奕奕。当时这么不显眼的甚至有些木讷的我，还是逃不过他的慧眼，在当年学校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庆典中，朗诵毛主席的诗词这一节目程老师在全班同学中还是选中了我，我的粤味普通话很烂，但程老师似乎更看上我独有的语言节奏与激昂的朗诵风格，当时我不知从何得来灵感，将那首诗《沁园春·长沙》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时将一些字眼音调拖得老长，有时顿一下，作掷地作金石声，我那时学得老夫子一样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弄得同学们都发笑了。

     程老师点名我后，还特地叫我去他的教师宿舍反复听磁带。“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老式收录机里面传出字正腔圆的朗诵声，卡带仓上的磁带在慢慢转轮，收录机两端的两个大喇叭嗡嗡着老师整个午休时间，我此刻不能倒带的人生，正在不可能的地方抚摸那年青春。虽然，在外人看来，这可能只是程老师当时留给我一个微不足道的片断，但这足够让我再次书生意气，而在那次朗诵的反复学习中，也让我如今的诗歌写作更注重它的可诵性，更在意语言的音调节奏，轻重缓急，以及词句和语意之间的平衡。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我的高音蛮有穿透力，估计那天除了影响了隔墙老师的午休，也吓到了几只树上不知名的鸟儿，和天上几片路过的云儿。

    很明显，在化工班，如果不是诗歌给我们这对也不显眼的师生牵线搭桥，我们的关系与大多数师生大同小异，也就是教与学的关系。而偏偏这中间，还加上我缀学，减去更多老师给一个学生解惑的机会。也正是因为缀学，我在家疯狂写诗，又在杂志上看到很多程老师的诗，才知道老师原来很是出名，1996年已在《作品》发表诗歌。恰巧此时又遇上老师出版了县史第一本新诗集，我从乡下赶出县城，在北门角一个书报亭购买了老师的《风中的思念》。为什么当时不去老师那直接要呢？我不敢去啊，怕再见同学，更怕再见老师，作为一个缀学者，我三年中再没回过学校。近校情怯，那年缀学不久，当我得知我的一篇散文诗《太阳的儿子》被《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征文评了个优秀奖，坐在我后桌的班花蔡同学写信告知我，信中给夹了获奖通知书，还有她对我的倾慕之情，我也不了了之。其实我对班花也蛮有好感，暗怀情愫，看着她信中一手龙飞风舞的接近行草的钢笔字，我忍住了回信。因为我知道，我的同桌邓同学也喜欢她。但我与程老师在那几年虽无见面，但却天天捧着《风中的思念》，老师的诗集以更接近灵魂的方式，与我见字如晤。

    时间并不负责给细节特写，我将回忆的远镜头对准程老师，是因为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只有程老师让我知道不只有眼前的试题，还有诗与远方。

    缀学后，奶奶虽说供不起我念书，可就是不给我孤身南下打工，奶奶仍能一箪食一瓢饮的养我，那年十七岁的我呆在家就发疯似的写起诗。那时，县的广播电台也发疯似的天天播出我的诗歌，当时电台有一个学生节目叫“星星蓓蕾”，我的作品就是每周通过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传遍县内二十一乡镇及广宁封开等邻县，收听“星星蓓蕾”节目的也多是学生，我于是成了很多学生的崇拜对象，那年代流行交笔友，我每天都收到好几十封陌生来信。这期间，我未曾与程老师一通音讯。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参加了县第三届文代会，成为该届最年轻的文学新秀，才再次“见到”程老师。当时，我怯生生不敢与老师相认，长长的头发飞扬额遮脸盖，几年不见，我都走样了。我一直躲在一个角落，或粘着跟他一同出来的乡里文化站陈站长，那时我有巨大的自卑感。

    唯一证明我与老师“遇上”的是那张第三届文代会的大合照。

    之后，更为落魄的我曾在县城的大街卖字卖画，那被风吹起来旗子一般的长头发飞扬在路人异样的目光中像划破世俗那么刺眼。终于在家呆不下了。古人言，父母在，不远游。我却在奶奶八十岁那一年南下打工。

    与我一起南下还有跟我多年的《风中的思念》。

    薄薄的诗集却总也翻不完。

我那时在一家十平方的治安亭改造的电话亭打工，一个人每天六点多上班，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下班。从乡下出来的人都单纯，不会考虑一天上班十四五个小时会吃亏。我就是在这日以继夜的上班时间中，偷上帝的时间继续写诗。在这充满乡愁的小店四墙皆窗，每个窗口摆放三个电话，很多时侯十二个电话都被占满，各种乡音真的是四面楚歌，而我要在这十面埋伏的情绪包围圈中写诗，得先克服听觉上的压迫。打电话回家的外来工很多时涕泪俱下，如同时遇上两三台电话发生这情况，就真有点儿像对着我这个活死人哭丧了。除了那会忧愁会悲伤的人类，天外来客也不放过我，夏天的烈日，尤其是冬天的寒风，四面窗成了冷风建筑的牢笼，我仿佛是在狱中写诗，受刑的右手冻得像五根红萝卜。但我没觉得人生苦难，尤其是开始写长诗后，我安于领一份微薄薪水，只要有可以写作时间。随着与诗歌越走越近，我也与程老师越走越近，从开始的“诗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师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仿佛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宋之问，及至在这异地感到十分强烈思念亲人之际，我感到除了奶奶，还有程老师。在我诗歌的血源上，程老师不啻是我精神的亚父。

于是，第一年打工回去，我约了文友，约上了老师。

多年未见，但没有生疏。原来老师也在关注着他这个写诗的学生，他这个流浪在外的学生。然后就是，这十五年来，我每次回县城，都要找我的程老师。再也不能情怯了。两颗悸动的诗心，每次相遇，都有久别重逢的感觉。

这几年，随着我的几个重要长诗推出，在诗坛上也引起更多关注。尤其是《酒魂》的出版，被称为是“新史诗写作”的开端。缺长诗源头的中国诗史一下子把我和“长诗”捆绑在一起了，著名诗评家陈仲义称《酒魂》是“诗歌界的现代‘恐龙’”，并在“中韩诗会”为《酒魂》掷下八个字：“旷世杰作，百年雄起。”《酒魂》的出现也引起杨炼、陈超、傅天虹、大解、南鸥、周瑟瑟、孙谦、王竞成等名诗人们纷纷留评，不吝溢美之词，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闻名的杨炼评价《酒魂》“汪洋恣肆，洋洋大观。才华横溢，一醉千古。”曾经以一万六千余行的长诗《悲歌》被评论界称为“东方的创世纪史诗”的著名诗人大解也称“如此汪洋恣肆，非大才不能为。”而在这众口交赞的众多前辈中，我有自己的清醒。但我更看重程老师为我写的两个评论《诗歌的前沿》、《鸿篇巨制 长歌世现》，这两篇文在《西江文评》、《西江日報》、《新怀集》、《燕岩》发表后，家乡文人才开始熟知我这个墙外开花的“诗歌游子”。

说来惭愧，程老师给我写了这么多，而我连一首诗都没写过给他。

上周，程老师通知我下月他下月七十大寿，问我回不回来。我脱口而出，回。那夜里，我在汩罗，智峰山上，坐在佛果寺的院子石凳上，通过微信和程老师说了很多温暖的话儿。在那一瞬间，衣单的我忘却了智峰山上的夜寒。想起去年，老师约了几个文友，风尘仆仆到佛山我的出租房看我，并给我捎了一袋家乡的红薯，一箱家乡的腐竹，这种感情，早超出了师生之情。诗是我们共有的血液，这不可多得啊，我想。

此时，地铁正从佛山通向广州，我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知道此去的方向。